弘一大师(李叔同)是我国近代新文化先驱者。同时也是著名戏剧活动家、艺术教育家。中年出家后成为南山律宗一代祖师,被誉为“民国四大高僧”。虽然已经逝世六十年了,但他的事迹仍为国内外人士所仰慕。 大师的前半生以李叔同(别名很多)驰名于艺术教育界,是我国最初出国学习西洋绘画、音乐、话剧,并把这些艺术传到国内来的先驱者之一。 一八八0年旧历九月二十日生于天津一个富裕的家庭。俗姓李,幼名成蹊,学名文涛,字叔同,名号屡改,一般以李叔同为世所知。他原籍浙江平湖,父名世珍,字筱楼,清同治四年(一八六五)会试中进士,曾官吏部。后来在天津改营盐业,家境颇为富有。李叔同五岁时,他的父亲就去世了。他有异母兄弟三人,长兄早年夭折,次兄名文熙,又名桐冈,字敬甫,是天津一个有名的中医。他行第三,小字三郎
过了新年,即一九一七年,他就时常到虎跑定慧寺习静听法。这年旧历正月初八日,马一浮的朋友彭逊之忽然发心在虎跑寺出家,恰好李叔同也在那里,他目击当时的一切,大受感动,也就皈依三宝,拜虎跑退居了悟老和尚为皈依师。演音的名,弘一的号,就是那时取定的。从此马一浮常借佛书给他阅览,前后借给长水大师《起信论笔削记》、《灵峰毗尼事义集要》、《宝华传戒正范》等。他也常到虎跑寺去请问佛法。是年九月,他写了“永日视内典,深山多大年”一联,呈法轮禅师,自称“婴居上总翁”就是这时的纪念。 李叔同在艺术成果辉煌、如日中天之时,却毅然摒弃了世俗,怀著“肩荷南山(律宗)家业,作将尽绵力,誓舍此身而启道之”的宏愿。于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九日在杭州虎跑寺正式披剃为僧。这一举动,在俗人眼光中,怎能不感到震惊、叹惜呢?但是,“出家乃大丈夫之道,岂世人可知?”在大师醇厚、博雅的艺术胸怀中,早已觉悟了人生的悲悯,契合了佛陀慈悲的本怀,他的出家是与生俱来的“善根”发展的必然趋势。如在黑暗中探见一盏明灯,向著佛陀光明启开了人生新的航程!大师出家后,法名“演音”,号“弘一”。同年九月,在杭州西湖灵隐寺受具足戒,自此,大师以振兴佛教,弘扬南山律宗为己任。视名利如草芥,置个人利害于度外。云水飘泊,萍踪无定。挂单、弘法的寺院多达几十上百处,而从不把那个寺院看作个人私产,一旦离去了此缘便了,并声明终身不作住持、方丈。 他到杭州受县足戒成为“比丘”以后,看了马一浮居士送他的《灵峰毗尼事义集要》和《宝华传戒正范》,觉得按照戒律规定实不得戒。他是事事认真的人,因此发愿研习戒律,这是他后来发愿宏扬律学的因缘。 弘一大师受戒之后,先到嘉兴精严寺访问了范古农居士,在精严寺阅藏数月,又到西湖玉泉寺安居,专研律部。他因杭州师友故旧酬酢太多,而且慕名的人又不断来访。一九二零年夏,假得弘教律藏三大部,决定到浙江新城贝山闭关,埋头研习。这时在玉泉寺同住的程中和居士即出家名弘伞,和他同到贝山护关。因为贝山环境不能安居,越年正月重返杭州玉泉寺,披阅《四分律》和唐代道宣、宋代元照的律学著述。 一九二一年三月,由于吴壁华,周益由二居士的介绍,到温州庆福寺闭关安居,从事《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》的著作,并亲自以工楷书写,历时四载,始告完成。出版后部分寄赠日本,很受日本佛教学者的重视。此后几年间,他出游各地,曾到普陀参礼印光法师,又到过衢州莲花寺写经,为参加金光明法会一度到过庐山大林寺;不久又回杭州,在招贤寺整理华严疏钞,继在常寂光寺闭关。后来为了商量《护生画集》的出版,也到过上海江湾丰子恺先生的缘缘堂。这时叶圣陶(绍钧)先生写了一篇《两法师》(介绍弘一与印光)散文,发表于《民锋》杂志,后来收入叶氏《未厌居习作》,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,并作为活页文选,为中学生所爱读,干是名闻全国。 一九一八年冬,弘一大师为了《护生画集》的事又到了上海。偶然遇到旧友尤惜阴与谢国梁(后来尤惜阴出家名演本,谢氏出家名寂云)二居上将赴暹罗(今泰国)弘法,在沪候轮,大师一时高兴,便参加了他们的商行弘法团。船到厦门,受到陈嘉庚胞弟陈敬贤居上的接待,介绍他们到南普陀寺去住。他在这里认识了性愿、芝峰、大醒、寄尘诸法师,被恳切地挽留,后来尤谢两居士乘船继续南行,而弘一大师就独自留在厦门了。这是他初次和闽南结下的因缘。不久,由于性愿法师的介绍,他就到泉州南安小雪峰寺去过年。这一年冬天,夏丐尊、经亨颐、刘质平、丰子恺等,募款为他在浙江上虞油马湖盖了一座精舍,命名“晚晴山房”。后来又成立一个“晚晴护法会”,在经济上支持他请经和研究的费用。他后来从日本请来古板佛经一万余卷,就是这个晚晴护法会施助的。 一七二九年春,他由苏慧纯居士陪同,自泉州经福州至温州。在福州候船时,他和苏居上游了鼓山涌泉寺,在寺里发现工部未入大藏的《华严流论纂要》,叹为希有,因发愿印刷千余部,并拟以十二部赠与日本各大学。 “念佛不忘救国,救国必须念佛”是大师在一九三七年倡导的。当时日本侵华的气焰嚣张,大师居厦门万石岩,自题居室为“殉教”室。并说:“为护法故,不怕炮弹”。大师以为:“吾人吃的是中华之粟,所饮是温陵之水。身为佛子,于此时不能共行国难于万一,自揣不如一只狗子”。后厦门遭日机轰炸,弹片入室,大师泰然无惧,诚如他的一首诗云:“亭亭一枝菊,高标矗晚节。云何色殷红,殉教应流血”。大师的这种爱国爱教的精神,将永远地值得赞颂与学习。 大师在一生弘法济世,众所钦慕。更具有震撼人心的是他的道德品行,严于律己,宽以待人的精神。他持戒谨严,淡泊无求,一双破布鞋,一条旧毛巾,一领衲衣,补钉二百多处,青白相间,褴褛不堪,还视为珍物。素食唯清水煮白菜,用盐不用油。信徒供养香菇、豆腐之类,皆被谢绝,真正做到一物不遗,一丝不弃。他手书门联曰:“草藉不除,时觉眼前生意满;庵门常掩,勿忘世上苦人多。” 大师出家后,唯独没有放弃的是书法,他是把书法用来作为绍隆佛法与众生广结法缘媒介。并且把以字结缘看作是一件很重要的大事,演讲再忙,也要抽空写字以广结法缘。 大师之书法亦随时日而精进,一改早年形较方扁,稍后略变修长的作风。形成了一种淡无烟火气的独特风格。他的晚年之作如《行书金刚经偈轴》等,虽似下笔迟缓、结字狭瘦,几近硬笔书,然此中所映现澹泊宁静不落一丝尘埃的白贲之美,非书法大家,确是无法表现这种精邃玄微的道之境界的,不愧为我国近代书坛心手合一的旷世高人。
在他晚年的十四年间(一九二八——一九四二),最初几年虽然常到江浙的上海、温州、绍兴、杭州、慈溪、镇海各地云游;但自一九三七年以后,除了一度应倓虚法师请到青岛湛山寺讲律,小住数月之外,整个晚年都是在闽南度过的。他常往来于泉厦之间,随缘居住。在厦门他先后在过南普陀、太平岩、妙释寺、万寿岩、日光岩、万石岩和中岩等处。抗战初期,一度到漳州、住过南山寺、瑞竹岩和七宝寺。他与泉州特别有缘,曾住过承天寺、开元寺、百原庵、草庵、福林寺、南安小雪峰、慧泉、灵应寺、惠安净峰寺、灵瑞山、安海澄停院、、水春蓬壶普济寺等处。前后亲近他学律的有性常、义俊、瑞今、广洽,广究、昙昕、传贯、圆拙、仁开、克定、善契,妙莲等十余人。一九四二年秋病革,书二偈与诗友告别,偈云: “君子之交,其淡如水。执象而求,咫尺千里。问余何适?廓尔亡言。花枝春满,天心月圆。”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三日,心迹圆明的弘一大师,习书最后墨迹“悲欣交集”四字,在安详中圆寂于泉州温陵养老院。享年六十三岁,戒腊二十四。纵观大师一生跌宕起伏,但大师始终以艺术家敏锐的感受力与深邃的洞察力,矢志不移,最后,让我们牢牢地记住大师的谆谆教诲:“要发菩提心,即要发成佛之心,广修一切善行,利益一切众生,具慈悲之心,植成佛之因,以后才能成佛。” 环顾当年,人们对大才子李叔同出家动机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……大师的弟子、著名美术家丰子恺则提出独到的见解,他说:“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:一是物质生活,二是精神生活,三是灵魂生活。物质生活就是衣食。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。灵魂生活就是宗教。‘人生’就是这样一个三层楼。懒的(或无力)走楼梯的,就住在第一层,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,锦衣肉食,尊荣富贵,孝子慈孙,这样就满足了。这也是一种人生观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,在世间占大多数。其次……就爬上二层楼……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。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,即所谓知识分子、学者、艺术家。对二层还不满足,……爬上三楼去,这就是宗教徒了。他们做人很认真,满足了‘物质欲’还不够,满足了‘精神欲’还不够,必须探究人生的究竟。他们以为人生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,学术艺术都是暂时的美景,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。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,必须追究灵魂的